面积十多个平方，当时办报的地方是借了原市委大院（蔡屋围侧、原宝安县委所在地）旁边一间旧仓库作为办公室。几张旧桌子，几条木长凳，就作为办报的据点。没有电话，就把宣传部的电话接过来。进来采访，别说专车，就连自行车也没有。那段时间，很少在宣传部办公，全力投入准备出报工作。那时很多具体困难已够我应付，却还要顶住来自各方面让人头痛的压力，诸如有人说什么“特区是否办得胜利尚不知道，还办什么报纸”深圳小小一块地方有什么新闻好刊登呢？不去理会那些闲言碎语，而是更坚定了办报的决心。可幸省委宣传部全力支持我呈报的办报请示报

特区要办一张报纸

奉命从省委宣传部调来深圳任职。当时我有思想准备，1980年8月。这里新成立经济特区，将要开辟一个改革开放新天地，思想文化战线的任务十分艰巨。职前的8月22日，广州参与了全省宣传工作会议。会上，省委书记习仲勋讲话，批评深圳宣传文化工作单薄，要求加强宣传文化工作的力度。职之后，看到思想文化阵地一片萧条的情况，感到习书记的批评十分中肯。想，工作开始踏入艰难岁月的里程。

连宿舍都没有。暂住在新园招待所四栋，那时生活条件很差。时任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，也住在这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》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发表。连夜起草了组织全市干部学习和宣传“条例”通知，8月27日。由吴书记签发。

要让广大干部、市民认识什么是经济特区，条例”出台和实施是关系到特区命运的一件大事。特区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发展前景，这当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然而那时没有任何舆论工具，原本仅有的有线广播设施，年初遭受一场台风吹袭而杆倒线断，喇叭不响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大家心急如焚，也意识到建立宣传舆论工具的重要性。这样一来，办报的意念浮出来了很快提上市委的议事日程上。

吴书记找我谈话，有一天。布置办特区报的任务。再过几天又找我谈。讲了一些想法，也提了经费、人力、设备方面的困难。吴书记态度坚决，话也干脆：有多少困难都想办法克服，办特区要闯，办报纸也要拿点勇气闯一闯。提出让我找两个人，一是司马鲁（管钱的副市长）另一位是时任新华社驻深圳记者张洪斌。立即行动，找到司马鲁，明白我来意是要钱就马上封口，说市里没钱，办特区中央不拨款，只有3000万元的贷款，现在各方面都等钱用，办报纸哪来的钱。陷入了困境。第二个人张洪斌不用找了与我新园同住一间房，早就一见如故，同一条战壕作战的伙伴。为了谈办报的事，专门邀请了张洪斌和新华社记者站负责人雷力行，去了一趟沙头角。晚上，住在一间小学校的楼上，把几张学生上课的桌子排起来作睡铺。这一晚，促膝谈心，围绕着办报展开讨论，各抒己见，慷慨激昂。对市里办报纸很热心，很拥护，并答应助我一臂之力。从这时开始，张洪斌就成为我心中筹办报纸的重要人选，并在以后成为创刊第一任老总。

市委常委会议上作出由宣传部负责筹办报纸的决定，1980年11月15日。并要宣传部提出可行性方案。部里讨论，新闻科提出两个方案：一是与北京某出版社或深圳一家有印刷能力的单位合作办报；二是先办试刊，委托香港《文汇报》或《大公报》印刷，印刷的外汇费用由市财政解决。方案报上去，市委原则上同意采用第二方案，决定由宣传部牵头并要求尽快行动，闯出一条新路子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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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业的日子故事多

终于申请到3000元开办费用做购买文具和工作人员交通费、夜餐费。接下来办报人员从哪儿来？说是从外面调进，经几番请示、演讲后。但当时特区艰苦的环境谁愿意来呢？而且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后来干脆以市委宣传部科室骨干及新闻科全体同志为主力，当时有曾锦棠、黎颖、丘盘连、刘学强、黎珍宇、刘叶城、林雨纯、彭茂光，加上自告奋勇前来参与筹办报纸的张黎明、江式高、莫漠、戴木胜等12人，由张洪斌同志率领，就这样我拉起了一个临时办报班子，开始了艰难的准备工作。这一段的回忆很感慨，后来在写的一首诗稿中就有“十二儒生壮志行，同舟共济竭真诚”诗句，表达了对这12儒生”敬佩和谢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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